分解“小圈子” 打破 “人情关”

　　“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文学批评圈子放眼一望大家都很熟悉，这并不是好的现象。”作家蒋巍指出，目前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不容乐观的“圈子化”现象，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过于密切，使批评家的笔杆子在人情面前逐渐钝化。“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成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共谋；另一方面，批评家在选择和评论作品时，也太随意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说。

　　文学批评“圈子化”的直接后果，是人情批评、红包批评的泛滥。评论家贺绍俊指出，文学批评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文学制度作为保证。“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得以确立，与此相适应的文学制度也必须随之建立。”在健康的文学制度下，评论家要负责的不是人情和“红包”，而是文学作品和批评本身，文学批评的诚实度和公信力才能得以实现。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南帆指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在审美标准和思想上有独立的立场，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说对文学作品有真知灼见的话。专家们指出，批评家和作家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文学批评的锋芒在社会化的交往中被磨损。

　　打破人情关不是说文学批评要否定一切。“批评和作家是对话的关系，批评家是作品的质检员”，程光炜指出，对文学作品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不是只有直言的谩骂的说坏话的才叫批评，用一种建议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也是一种批评的方式。对于一个文本来说，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到它可贵的一面、可开发的一面，也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贺绍俊说。

　　“尊重学术的民主风气，尊重讨论的不同意见，这种胸怀和境界，就理论界本身的建设来说，还是一个需要大大加强的方面，”蒋巍指出，只有在今后的学术界、文学界提倡民主的态度和风气，将双百方针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推进文学。

　　去除技巧依赖 打开研究视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由文学期刊组织起来的。《十月》、《当代》、《收获》等期刊在当时有很强的文学实力和组织能力，这其中也包括开展文学批评的工作。90年代后，随着学院批评的崛起，文学研究、批评大部分都转由大学承担，于是便有了90年代后“思想淡出，学术崛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