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在谈到沿海发展首先要搞活企业时说,有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把小企业比作猴子,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让老虎上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都能全盘活起来。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说,苏州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在整个地区创汇总额中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五,它们经营机制很活,应该能够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说,一些外商告诉他,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我们的设备是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赵紫阳当场表扬了他们的看法很有见地,以后又将其中一些精辟的话写进了自己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沈祖伦同志很幽默,当时他讲,论经商的才干,一个宁波人可以顶三个上海人,一个上海人可以顶三个杭州人。回到北京整理材料,很想把这个话整理进去,再加一句,一个杭州人可以顶几个内地人,以说明沿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后来再三斟酌,不好把这些话写进正式报告,才很不情愿地舍弃。
11月26日,在嘉兴市安排了半天参观。参观了五个工厂,赵紫阳边看边与工厂领导人讨论的还是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到南湖公园参观了中共一大“红船”和其它景点。从公园出来,街上聚集了许多热烈欢迎的群众。赵紫阳走在群众中间,我紧随其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工人模样的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跳起来高喊:和十三大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个赵紫阳一个样!一个样!我坐在车上,回到住处,反复地想:为什么赵紫阳在十三大后的答记者问能够那样深入人心?他的哪些话能够让老百姓记住、感动?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那样几句话。联邦德国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脱口而出: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时候我与那位兴奋得跳起来的工人擦肩而过,来不及攀谈。我感觉到最使他兴奋和鼓舞的可能就是上面的那一段话。
11月27日从嘉兴去苏州。赵紫阳突然向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提出:一路上既不要警车开道,更不要警车随护,大家就坐一辆面包车,夹在群众的车流中间,老百姓的车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赵紫阳这么一说,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那不行!一是这样安全没有保障;二是路上堵车耽误的时间过长。赵紫阳坚持说,路上越张扬,目标越大,越不安全。今天我们的时间就花在路上,到达苏州的时间晚一点没有关系。在赵的一再坚持下,只好按照他说的办法,没有警车,没有车队,就那么一辆面包车,和普通老百姓车子一个样。谁也不知道车里边坐着赵紫阳和那么多领导干部,沿途还在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镇看了三个乡镇企业,其中一个纺织厂,一个成衣厂,一个制鞋厂,三个厂都有产品出口。赵紫阳边看边问它们的厂长:产品出口有什么困难?如果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行不行?因为时间已久,三位厂长当时所说的具体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概意思是,关键在于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晚上八点顺利地抵达苏州。到达后赵紫阳对随行的同志说:这不是很好嘛!我悄悄地对他说:今天,您胜利了!赵紫阳不说话,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11月28日至29日,在苏州继续召开座谈会。参加讨论的除了嘉兴会议的人员外,又新增了三位同志:在上海调研闻讯赶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海市的两位主要领导同志芮杏文和江泽民。会上,赵紫阳对于在嘉兴讨论的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然后反复提问:这样的思路行不行?沿海地区实行新的发展战略可能遇到什么大的障碍?怎么解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参加会议的同志踊跃发言,有的同志还讲过多次,使得沿海发展战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透彻,拟议采取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充实。在苏州,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参观了刚刚筹建的昆山开发区,考察了一个流通企业苏州物资集团。
11月30日,赵紫阳一行顺利地结束了这次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回到北京。12月末到1988年1月初,赵紫阳又赴福建省调查,主题仍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问题。赵到外地调查,当地一般也会把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向他汇报,请他讲话。多数的情况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汇报讲不了几句,他就会说,请您把准备好的稿子交给我的秘书,我回去再好好看。然后就按照他本次调查的主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与他们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结束时也很少长篇大论的讲话。他下去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与地方或基层的同志讨论研究问题。
1988年1月赵紫阳向邓小平呈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1月23日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3月15-1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其后,对外经贸部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贸厅局长参加会议,讨论研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即逐步赋予部分内贸和工业企业外贸经营权,实行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等问题。我随同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国办秘书局赵光华到会上听取李岚清的报告和部分地方同志的意见。海关总署讨论制定沿海地区设立保税库和保税区的有关政策问题。交通部研究加强海港建设和发展远洋运输的问题。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环境、保驾护航。赵紫阳同志主持制定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对于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启动和加力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和加快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助推的作用。在沿海发展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地方、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对于学界的意见,赵紫阳曾经说,老、中、青学者的意见都要听。他们中有不少人具有世界眼光,思维敏捷,多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开阔思路。他们的不足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甚了了。
关于部门和地方的特点,1981年9月4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六五”汇报时说:“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是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综合部门也有两点。一个最后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确实他们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另外,因为他们也处在改革中间,有些问题有些框框,要研究新情况,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跳出原来的框框不行。”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界研究成果最受领导重视、知识分子为社会发展贡献很大的一个时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比较顺畅、实际效果甚佳的一个时期,是老百姓普遍受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