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个人原因，本人长期以来对股市敬而远之。但我非常理解，在县处级干部都可以“合法”炒股的今天，中国有多少股民眼下如坐针毡，捶胸顿足，寝食难安，甚至产生极端念头和后果。因此媒体反映这个日渐庞大、数以亿计的股民群体的心声和困境，看来无可厚非，尽管有迎合民粹主义之嫌。

　　然而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就会记得，现在报道股市惨状和大呼“救市”的证券记者——包括从事日常报道的和做股评的——曾几何时不断向我们描绘股市和经济前景如何美妙：上证指数正向8000点进军，冲上10000点指日可待……有经济学家说，21世纪是媒体的世纪。相信正是这种信息和观点的驱策和刺激，才有那么多新股民跟风开户，不断刷新股民大军人数的纪录。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短短半年时间，股市由盛转衰。显然，那么多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媒体多数都没有尽到守望者和预警者的职能。如果这是媒体人的无心之过，虽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但事情再大也是专业能力和水准问题。

　　不过，如今国内财经新闻界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普利策的上述见解并不陌生。而令人大可怀疑的是，股市报道者和股评员炒股的大有人在(我相信这个比例超过财经记者总数的九成)。据了解，某些报纸主编、股评家就是大股民，唱盛和唱衰只是他们的瞬间转圜。笔者听财经媒体熟人讲过，前一段时间同事们上班头等大事就是上网察看股市行情，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职业优势热衷于打探和在小圈子里传播“消息面”。否则一整天就失魂落魄，仿佛酒瘾发作而找不到酒店、摸不到酒瓶的酒徒。

　　于是问题就明摆着了：他们之所以不具备或失去了批判性思维，是因为被一己之利益蒙住了眼睛。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和商业集团的利益捆绑起来，利用社会公器起劲地营造牛市乌托邦，先忽悠了黑压压数不过来的国人，接着自己钻进了自己下的套。记得史书上讲当年日本人策划偷袭珍珠港之前定了个“原则”：要欺骗敌人，先欺骗自己人。如果说这个类比不恰当，那么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是说到点子上了吧。但是，区区上千证券记者的钱袋“缩水”怎么可比那些包括不少拿退休金炒股的白发老人在内的亿万股民的损失总量？

　　这是当代的一个“利令智昏”的大故事(但愿不是大悲剧)。我们原本期待市场经济的发育有助于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按照德国当代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说法，在公共领域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们应当能够理性、批判性地(至少是怀疑地、挑剔地)审视公共事务，制衡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当然，事实之所以恰恰相反，我们的“正面”鼓吹的媒体传统也难辞其咎，它有力奏出了GDP大跃进和股市神话的狂飙曲和欢乐颂。难怪有人说，某个国度的媒体是喜鹊，而人家的媒体是乌鸦。乌鸦其貌不扬，其声凄厉，虽然令人不悦，却在与某种“主流”唱对台戏，警醒人们存在某种危险。

　　笔者也听到有人在抨击不主张“救市”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本人对股市和经济学一窍不通，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议只能当一个外行看客而无从评价。不过我们相信，“言论的公开市场”当然应该允许和鼓励自由的批评，理性的观点之争再正常不过。但倡导“独立、独家、独到”的《财经》和反对记者炒股的胡女士反而被一些难脱股市干系的媒体人指责，事理是不是有些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