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引起的巨大反响，折射出近年来正在中国社会上演的一场“无声革命”。网络时代与言论自由同步升级，个体精神和权利意识开始缓慢觉醒，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改变，促使中国民众对涉及自身权益的法律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正是在这样一个逐渐允许和鼓励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背景中，许霆案浮出水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对法律人而言，这尤其是一堂提升专业水准的警钟课。无论是立法修法，还是司法裁判，都不能再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进行，相反，它已经无可躲闪地进入公众视野，推到舆论的最前沿。以一种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运行法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法律是公开说理的艺术。一份缺乏充分说理和论证的判决书，是法官在职业尊严上“自绝于民”的表现。当面临许霆案这种重大案件时，法官推理的缺位成为民众不能信服的重要原因。仅仅因为穿上了法袍，就可以用一种普通人都会说的三言两语，来决定他人生死，这样的判决无法得到尊重和信任。

　　可以肯定地说，许霆案被发回重审并有今天的结果，与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密切相关。许霆案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面对强势的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个人虽然弱小，但是作为个人联合体的社会却能成为每个人的强大靠山。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许霆，袖手漠视的效应是在自己遇难时也无人发声，因此保卫他人也是在保卫自己。今天为许霆的量刑不公而呐喊的人们，也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努力制造一副防御不公正待遇的公民盔甲。

　　同样需要认真对待的，是许霆案作为一堂法治课的普法意义。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铁则。盗窃金融机构的量刑规定的确不合理，但是，法律修改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严格程序，不能因一时一事而临时变更。比个体的实质正义更重要的是普遍的形式正义。对法官而言，“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对象”。法官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各种方法精巧地解释法律，尽可能地得出合理的结论，批判现有法律不是法官的任务。

　　第二，司法独立必须坚守。司法要重视但不能无原则地屈从于民意。许霆的行为在刑法上定性为盗窃，本来并无疑问，只是量刑畸重，显失公正。部分公众所谓无罪判决的期望，并不能改变法官的专业判断。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是把法官超出专业的随意擅断的部分逼退回专业范围之内，促使含糊其辞的判决透明化、清晰化。公众情感和舆论导向绝不能影响司法判断。

　　第三，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专业分工趋细。现实中法官专业水准不高，并不意味着这项职业本身的性质是大众化的。法官审判犹如医生诊病，同样决定着他人的生死，同样需要门槛很高的专业技术。民法学者分析刑法案件，或者刑法专家讨论行政法条文，这好比骨科医生治心脏病，内科医生操手术刀，纵然看起来有模有样，却存在着误诊害人的巨大风险。就此而言，许霆案中一些非刑法专业的法学家的轻率表态让人遗憾。这种跨专业发言不仅容易在“法学家”的光环下误导大众，而且也是在向社会传递包括法律专业门槛低的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