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金瓶梅”这三个字，我们就条件反射地跟色情、淫乱联系在一起，唯恐避之而不及。可竟然还有人对《金瓶梅》研究乐此不疲，当个什么所长不好，非得当这个金瓶梅研究所的所长。难怪消息一出，网上就骂声一片。有人认为这是新瓶装旧酒，即使再乔装打扮，也难掩恶俗；也有人说这是在为西溪村的“金瓶梅遗址公园”做宣传、拉广告，还有的甚至跟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担心引发金瓶梅研究热。可笔者以为我们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根本不必对金瓶梅研究所谈虎色变。

　　三函金瓶梅研究所并非是头一家金瓶梅研究机构，而潘志文也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就有中国金瓶梅学会、金瓶梅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国际上也有金学会，每年还有大大小小的金瓶梅文化研讨会。从《金瓶梅》流传于世那天起，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之所以对金瓶梅研究存在误解和疑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金瓶梅》的错误认识。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金瓶梅》就是“天下第一淫书”。可明代张竹坡说：“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角色摹神也。”，说金瓶梅是“第一奇书”而非“淫书”。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19篇中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而毛主席则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所以潘志文研究金瓶梅没有错，三函金瓶梅研究所的成立也没有错。

　　我们或许会说，如果不是民间学者潘志义考证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安徽西溪，或许就不会有那个备受争议的“金瓶梅遗址公园”。这一点不假，可那是潘志义研究的错吗？潘志义的研究只是《金瓶梅》里所反映的徽商文化和徽州方言，而不是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如果有证据显示潘志义是“金瓶梅遗址公园”的老板或者股东，我们有关炒作的指责或许还情有可缘。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设在农村里略显寒酸的研究所，一个民间学者当所长的研究机构时，我们抱着“卫道者”的心态去指责金瓶梅研究所的存在，去担心它会玷污我们的社会空气，那是不是有些残忍呢。

　　所以我认为潘志义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甘于寂寞，略显寒酸的民间学者。而那个设在西溪乡村的金瓶梅研究所更像是一个研究机构，因为这只关学术，无关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