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8年5月的全美泌尿外科年会。与往年不同，一本标有Viagra的宣传手册取代了专业论文，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当时，这款菱形药片刚刚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

　　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泌尿科教授，朱积川形容当时的场面“热闹得铺天盖地”。连他搭乘出租车，都被女司机揶揄：“知道Viagra吗？治男人那事儿的。”

　　今年3月27日，被中国人称为“伟哥”的蓝色小药片迎来了10岁生日。截至2007年4月，它拥有遍布世界125个国家的3亿多名消费者。这其中包括《花花公子》的创办人、尼日利亚军政府前总统，以及受贿数百万元的原重庆市委常委张宗海。

　　尽管饱受争议，“伟哥”依然被视为改变两性生活的圣药。美国《连线》杂志评出十项轰动全球的偶然发明，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万艾可”（俗称“伟哥”）名列榜首。

　　一颗蓝色药片，带着强烈的暧昧弥漫了中国

　　事实上早在1996年，朱积川就在一次座谈会上见识了“伟哥”。当时，它还是个学名枸椽酸西地那非（Sildenafi）的试验品。推介者说，这种成分为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PDE－5）的药物，能够扩展血管，促使血液流向阴茎海绵体，从而达到勃起的效果。实验表明，药效达到80％以上。

　　这让与会的中国专家半信半疑。在他们的临床经验中，男人不举大多依靠心理和药物两种治疗方法。后者包括在生殖器植入假体、注射血管扩张药物等，既麻烦又危险。

　　复杂无比的疗法背后，是庞大的潜在人群。据了解，全球大约有上亿名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阳痿。在中国，10％左右的成年男性受此困扰。据2004年开展的《中国勃起功能障碍（ED）患者临床需求及治疗满意度》显示，40岁以上患者高达52.2％。

　　但朱积川回忆，自己过去的阳痿病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对此难以启齿，甚至讳疾忌医”。有资料显示，中国ED患者平均在患病22个月后才会就医，远远高于国外调查资料的6个月的数据。

　　“伟哥”的诞生使更多的中国人愿意来找医生，从而有助于评估阳痿的真正成因。同时，学界也给这一难言之隐重新命名为ED，并明确这是可以通过服用一种药丸治疗的“可治之症”。

　　“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哥’是个飞跃。”这位有着46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说。

　　这场飞跃也使辉瑞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在美国上市后第一周，“伟哥”每天就被开出1．5万张处方，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处方，创下了世界医药史上的最新纪录。

　　2000年7月，“伟哥”正式进入中国。当时，25毫克剂量的“伟哥”每片销售71元（如今的数字是100毫克剂量128元／片），相当于普通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1／5。

　　然而令这家制药巨头始料不及的是，其产品尚未上市，中文“伟哥”商标之争已引发多起官司。与此同时，各种未经审批的假药“伟哥”流入市场，以至于公司雇用了一名美国前特工专门负责打假。

　　而早在“伟哥”诞生后不久，尚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市之前，就有人远赴香港购买，还有人买来当做礼品。一位主持“万艾可”中国二期临床试验的医生回忆，每天都有大批自称ED患者的志愿者挤在医院门口。其他泌尿科大夫家里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多半是要求“参加试验”的，有的还声称“这与夫妻生活幸福有关，一定要参加”。

　　这颗蓝色的小药片，带着强烈的暧昧弥漫了中国。正如李宗盛在《最近比较烦》中所唱：“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连妇联的意见都征求了

　　相对于舆论的狂热，中国药品管理部门显得格外谨慎。据说征求了数个部委的意见，甚至包括妇联。临床试验也进行了四期，动用了北京、上海和武汉6家医院，共计数千人参与其中。上市后将其归为处方药品管理，并属于较为严格的麻醉药品管理。

　　“就是不能开太多，”朱积川说，“很小心，怕出问题。”

　　这与“伟哥”饱受争议的副作用密切相关。1998年6月8日清晨，尼日利亚军政府总统萨尼·阿巴查被发现暴毙于床上。在官方的对外宣传中，这是一次心脏病突发。时至今日，人们才得知真相：这名54岁的将军在服用了一粒“伟哥”后，在与3名印度籍妓女狂欢中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