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诱惑与艺术理想

　　市场万能的时代，艺术匠当然也就比比皆是。然而，艺术人的出现，至少可给我们以希望，他们毕竟意识到作为匠人的局限，在摆脱生存条件限制后有更高的追求；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寻找艺术家！

　　虽然在市场功利的大时代下，文化生产几乎已是注定的宿命，然而文化生产只是知识人在市场中生活的无奈方式，它却绝对无法替代个体伟大心灵的“艺术创造”。费希特要求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能够“谨防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追逐眼前荣誉的欲望”而表现出对自己时代已经败坏的趣味的讨好，更希望艺术家“要努力表现那个飘浮在你心灵面前的理想”，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性”并且能以此来激励自己、承担自己的艺术责任。在那个他称之为“罪恶完成的年代”里，他仍坚信艺术家的可能，充分表现出对启蒙理想的坚守。我们身处的，是怎样的时代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艺术家是可能的吗？

　　席勒对艺术家的精神力是自信的：“（艺术家）蔑视时代的判断。他是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是向下瞧着幸福和需要。”这让人想起康德的那句箴言：“天上是凛冽的星辰，心中是道德的准则！”

　　然而，艺术家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摆脱不了他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然而，基本物质生存、小康物质保障与无穷物质欲望毕竟是截然不同的尺度。区分这个维度，对于艺术家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相对以前时代的物质窘困乃至精神束缚而言，现时代的多数人还是可以衣食无忧乃至温饱不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能否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与自我的艺术品，更多地应当反求诸己。

　　艺术家和思想家需彼此互动

　　难寻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许也是全球化语境中全世界面临的“待解之题”。不能完全责怪我们的作家、批评家的相对缺位，它恐怕是这个时代的宿命。其实批评家也是一种创造的诗人。看看诗星灿烂的德国古典时代，它的批评一翼就几乎支起了半边天——且不说诗人群体自身卓越的批评才华，就是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格林兄弟、米勒……已足以让人感到“星光闪烁”，还有它的浓重哲学底色：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哈曼、谢林、施莱尔马赫……他们对德国诗学的贡献一点都不逊色。

　　在歌德看来：“当艺术家朝气蓬勃，兴高采烈地工作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他的生活的价值，显示了尊严或者优美，也许还显示了先天赋予他的优美的尊严。”这种尊严或优美，我们的艺术家可曾拥有？“艺术家必须从内心出发工作，因为艺术家尽管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但展现出来的永远总是他的个性。”这样的艺术创造个性，我们的艺术家可曾向往？

　　现在，对于一个梦想崛起的大国而言，在高端艺术/思想层面开展竞赛，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就此而言，艺术家与学者、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故此，大家互相关注、彼此互动，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能否做到是一回事，有没有树立坐标又是一回事。

　　在席勒看来，“创造出自创造，/和谐生自和谐。”这样一种“以创造为天职”的坚守，不仅是席勒的生命苦难史所证明了的，而且也给后世以一种期待。而“创造天才兮振翅当高飞，/云天高兮再举翼，/再举翼兮永攀高”的自白，则更充分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对自身艺术使命与生命史历程融合的自觉认知。

　　既要走向社会（譬如所谓底层），也要守住书斋（对纯艺术的追索），确定自己的艺术使命，在世界文明史与艺术史的脉络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设置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不但是中国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恐怕也是全球化时代世界作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历史的脉络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的踪影；在对歌德一代艺术家理想的重温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家的伟大魅力。那就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也可以出现让后世重温与追念的理想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