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观里，“底层写作”的出现，应当视作一种有益的现象。无论是1990年代以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刘醒龙的平民写作，乃至新世纪以来以曹征路、罗伟章等为代表的对“底层”的发掘，从《那儿》到《霓虹》，都相当深刻和具有震撼力。但当有新意的发掘变成一种“跟风”行为时，就值得深入拷问了。当下各大文学刊物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底层”，重回“现实主义”，似乎其意味并不仅在“文学”。同样一种行为方式，可就是会有“西子捧心”与“东施效颦”之别。当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如何风行欧陆，但留在文学史上的维特型小说又有几部？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背后有广义上的“功利思维”的驱动力。在当代，放在艺术家面前的现实问题或许是：成名成家与艺术创造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深刻的矛盾？

　　何谓“艺术家”？

　　综观世界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师巨子们，恐怕很少有未经忧患而能“鲤鱼跳龙门”者。歌德应算是物质境遇最好者之一了，可是他那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之苦，对艺术追问不休的内心流亡，非知音者难得高山流水之解。这样的精神苦痛与自觉放逐，当代的作家恐怕比较少有。至少，浮在水面的作家作品，未能予我们这样的感受。我们想触碰的，是作品背后艺术家（诗人）的博大悲悯之心灵。然而，我们逡巡似不可得。

　　艺术家（Künstler）是什么呢？在汉语语境里，这不是一个能令人肃然起敬的概念，然而，这却是精神创造者的崇高称谓。正如席勒所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也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他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的这种理想，是用‘幻觉’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像力的游戏和他事业的严肃铸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来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到无限的时间之中。”看他的描述，仿佛是在一种真空状态下的纯粹诗人理想；可事实上，席勒那代人已遭遇到现代性的挑战，已开始了与文化商品市场（如出版商）博弈与挣扎的历程；就席勒自身来说，虽艰难贫苦度日，却始终不曾为了迎合市场而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艺术选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