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通俗史学持续大热，“讲史说古”俨然成为通俗文化界的一大时尚。但是当通俗史学变得越来越有“史”无“学”时，当一切现代社会的法则被强加于古人和古文化身上时，通俗史学的路也就越走越窄了。一时间，历史名人和当代娱乐明星享受了同样的游戏规则——古人的私事被热炒、古人的隐私被“揭秘”、古人的个人癖好被严重放大，一幅“八卦史学”的图景，在文化的躁动中轰轰烈烈地树立了起来。

　　孔子私生子身份的古老话题重新被揭出来，关公好色的本性被“推断”出来，李白的各种古惑仔癖好被演绎出来。史学明星们通过福尔摩斯一般的观察力，在细枝末节中发现隐藏其中的微言大义，不过史学明星的“侦查”水平，显然要比一般小报的“狗仔队”高出很多。因此他们炮制出的历史性绯闻、历史性丑闻，显然更有说服力、更有根据，不像一般的“狗仔队”那样浅薄地“听风就是雨”。

　　恐怕从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事实中，任何专家也不能排除婚外情的可能性。可能性虽无法排除，但是要证实它也同样困难。在被证实和被证伪同样困难的两难困境中，就有了明星学者们发挥余力的空间，在正牌学者们不屑的地方，明星学者们却发现了它的独特价值。历史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圈，里面充斥着各种桃色事件、各种比明星隐私还要香艳刺激的名人丑闻事件。通俗史学以狗仔队的法门为研究武器，在历史的空白和缺失之处，看了历史的“精神实质”。他们在无意间应用了法国学者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作者的真精神要通过文本中的“空白、疏忽、短缺等症状表现出来”，其中自有深义存焉。

　　通俗史学的这种八卦倾向，研究者的这种狗仔队倾向，作为一种娱乐固然有其可资快意之处。但在一些公共领域，我们仍需要一定的严肃精神。并不是说不可以“非圣”、不可以批判对之，而是说我们的学者文人需要一种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至少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应保持这样的姿态。讲话不仅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大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

　　《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不可否认，一个开放的社会绝对应该容忍异端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人文精神做狗仔队式的演绎。也许，适当严肃的态度，才是消弭越来越多的因解释历史而生的争议的不二法门；也许，这种态度才能保证“通俗史学”的正常繁荣，防止把“通俗史学”活生生地恶搞成历史名人的“娱乐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