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新梳理它的谱系，试图分辨影响它们的诸多力量。

　　1979-1989：爆发的增长

　　“媒介就是信息”—麦克卢汉

　　1979年10月1日，61岁的安岗松了口气。

　　这位《人民日报》副总编一手创办的《市场报》一上市，立即在全国各地被抢购一空：在北京，西单一个销售点1小时卖了1万份，全天卖出9万份；在合肥，购买者挤垮了邮局柜台。报纸的购买者中不但有中国人，也有不少外国人。

　　新中国第一份经济类报纸一出世就面貌不凡。它全彩印刷，创刊号刊登了70条报道商品和市场的新闻，29幅广告（这年年初，中国媒体才刚刚刊出“文革”后第一幅广告），内容五花八门，既介绍新花色品种的商品，也有经营艺术和商品知识，有批评产品质量问题的报道，也有征购、待聘、寻人等社会服务。

　　经济报道方面，安岗把原有围绕产值做文章、宣传为生产而生产的报道模式转为为消费而生产。报纸强调满足人们生活需求，辟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版面做广告（包括分类广告、求婚广告），将服务性和知识性贯穿报纸各方面。

　　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初，信息的闭塞和缺乏处于怎样的程度。北京长筒袜厂生产的产品长期滞销。袜厂尝试地在《市场报》刊登广告，结果长筒袜一下子被卖光，并且供不应求。如此这样刊登广告便起死回生的案例还有哈尔滨的机电厂、洛阳的轴承厂等等。新闻也是信息。《市场报》刊登《杭州大理石找买主》《港商想买中药材》的消息，沟通买卖双方。

　　在这种信息的巨大渴求下，第一份综合经济报纸《经济参考》也在1981年问世。与每半月刊出一期，“反映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市场报》相比，隶属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大大提高了出版频率，成为隔日刊。记者陆敏这样描述这份报纸创刊时的情景：

　　“尽管没有华丽的包装，更没有哗众取宠的内容，但她所承载的丰富信息，满足了无数人的渴求，也为她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1984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5年，《经济参考》报发行数量由上年的57万份跃增到78万份，盈利1000多万元，人均创利11万，为1984年的12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1983年元旦，由《中国财贸报》改版而成的《经济日报》创刊。宣传“改革”成为这份中央直属经济类日报的鲜明特色，这给它赋予了更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总编辑安岗的主持下，《经济日报》仍极为重视信息工作。《经济日报》在全国报纸中第一家成立信息部，创建经济实体进入信息市场，开展多种经营。

　　对“信息”的占有、使用和争夺成为中国经济类报纸发展的一条主线

　　1989-1999：

　　新力量萌芽与新势力的诞生

　　岩石上无声的扩张

　　苔藓生长，蔓延

　　—伊丽莎白·毕肖普，美国诗人

　　就在三家经济报纸处于顶峰的同时，另一种力量也在悄悄积蓄。

　　在1987-1988两年时间里，老报人丁望在北京不停奔波，几十次地寻找办报机会。他想办一份不同于党报机关报的报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管理和内容上享有更多自主权。1989年10月，《中华工商时报》创刊。

　　办报，丁望从全国工商联那里拿到的所有开办经费只有25万元。没有固定资产，比其它中央报纸高出12%的发行费率，不能享受“价拨纸张”，《中华工商时报》却实现当年10月创刊，年底盈利5万元。到1994年，《中华工商时报》发行量增长到20万份，从周报变成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短短几年内培养了大批经济报道和经营管理人才，其中很多成为中国当今市场化经济媒体的掌舵者。

　　回头来看，造就《中华工商时报》辉煌的主要原因应该来自于它的机制和创办者。中国经济报纸发展的第一阶段改变的是办报内容和服务对象。而以《中华工商时报》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类报纸则开始彻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机制变迁在初期释放出巨大能量，报纸很容易在短期内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中国报业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关键时期。1988年，中央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1990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管理列入第三产业，成为报刊产业化改革转折性标志。

　　90年代后期，李佩钰进入的一家不知名的小报则已改名为《中国经营报》，开始在收入上超越《中华工商时报》。相对而言，《中国经营报》的市场化显得更为彻底。1985年，它以5000元资本创刊，创刊时的报名为《专业户经营报》。但在1996年改革以前，这份创刊许久的“老”报始终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