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像您这样学识渊博的。

　　张大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瞎搞以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自力救济”，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救济自己。而且，我讲的学汉字，看起来是语文一科。但你可以透过任何一个字，把英文、数学、物理……把想喂他的都灌给他。我认为，一个学科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它学科。家长或者老师们，应该随时在脑子里形成一个传递各种教育信息的故事脉络。孩子们一学，就学八样，而不是单一的知识。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说故事。

　　一旦讨好学生的老师变多了，那么文化自然会庸俗化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于丹到台湾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追捧。您怎么看待于丹现象？

　　张大春:我在新加坡、香港、台湾都被问及这个问题。而且提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于丹，第二个是易中天，第三个是余秋雨。我的基本看法是，《论语》498条，有大条有小条，她讲了32条。没有人帮她算过，我算的。这个不是发扬，而是说解。我们要回头去看，如果她没讲，到底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32条，或者到底会用什么样的程度和手段来注意这32条。要求于丹和面对于丹所吸引的读者是两回事。对于丹而言，她并没有太称职地把498条都融会贯通，于丹只处理了32条，还不见得融会贯通了32条，甚至有些她并不懂。相对于她所得到的和所造成的影响，她太失职了。但相对而言，通过百家讲坛的效能，它让人重新看到经典是怎么回事。当然它不能代表真正的儒家，或者真正的孔夫子。

　　但我们回头来看，9亿农民翻一遍这32条，一定有些作用。有句英文，我觉得蛮好用的:Youwill　never　knowwhereeducation　stops。“你永远不知道教育停在哪里。”可能在陕西、甘肃或者台湾的乡下，有一个农民的小孩，一看其中的几句，大受感动，从此就立志好好学习，它很可能会造成某些正面的影响。

　　环球时报:前不久，北京的高中语文课本用《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大春:我先举一个例子:在中唐到晚唐，大家都承认李白跟杜甫的地位，但没有人再写他们那样的东西，因为无人能出其右，后来者只好想办法改变自己写作的方式。一直到宋，宋人根本就以韩愈、白居易为重，李白、杜甫基本都被供奉着存而不论了，甚至有人都认为李白的诗是轻佻的，而杜甫的诗是愚笨的。可是，到了宋以后，一直到今天，李杜的位置无人能取代。所以，用《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不合适，因为前者可以有好多部，而后者却是唯一的。不是因为谁的文字好，而是因为“unique”(独特性、单一性)。你可以都选，但你不能用《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

　　我很担心，这个情况台湾以前发生过的，我猜想大陆现在也正在发生，那就是在学院里，极少极少有那种不讨好学生的老师。这是最恐怖的。一旦讨好学生的老师变多了，那么教学就会被学生的品味牵着走，文化的内容就会跟着庸俗化了。这两天台湾在演《色·戒》，我没去看。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电影剧本。我说，导电影的不乏其人，写京戏的人少。我自己在编京戏，想尽办法把大家快忘了的东西提醒起来。

　　环球时报:您觉得您能影响到多少人？

　　张大春:我是从比较长的角度看。我觉得文化会越来越庸俗，庸俗最后会被庸俗打倒。有些时候，文化的整合是来自于非文化的力量。让一片蝉噪声中的热度降下温来，那真的只能是秋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