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文学批评“越界”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媒体本身的属性认识不足。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媒体尚处于发展时代，对事件的报道、评论容易呈现“一窝蜂”的现象。从长远来看，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完善、分化，媒体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相对于日报、时政杂志、娱乐周刊这样一些“大众化”的媒体，文学类报刊无疑会让批评界感到亲切和易于沟通。不过，“文学/非文学”这种简略的划分，不能说明我们讨论的这一命题。因为文学类报刊基本上都属于专业报刊，可以包纳在文学批评界这一“学术共同体”之中。我说的“分众”，划分依据在于受众的教育程度、阅读状况、审美取向。媒体的受众定位，对于其办刊方向和整体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发表于同一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必然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否则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从“分众”的角度考量，我们的社会最缺乏什么样的文学批评？首先，肯定不是学院文学批评，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实际上，学院批评文章目前出现了一种“过度生产”的局面，自身面临学术规范化的重大问题)；其次，也不是所谓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化文学批评，文学及其批评，本身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品。再次，也不是为了BBS、BLOG等网络传媒写作的普适的感觉式批评，那是广大草根爱好驰骋的疆域，批评家的介入必须谨慎而自律。

　　目前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文学批评，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这种批评面对的，是那些大专以上教育水平、有一定文学修养、对当代文学葆有相当兴趣的读者，他们没有专业的文学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文学界内部的消息，他们的诉求是一部可以让他们得到精神愉悦的作品，但他们在文学消费市场上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希望从媒体上的严肃评论中得到一些指引和帮助。

　　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

　　文学批评进入媒体表达的另一误区，是认为媒体批评是一种“低等级”的批评，只是学院批评的延伸与普及，不必强调其独立性或学理性。

　　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并无高下之分，它们只是承载不同的功能而已。台湾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在讨论“大众文学批评”时，指出这类批评有三个特性：(1)它不一定在方法或结论上有什么新的发现，但应当能为读者和同行提供严肃的参考，这要求它有一定的学术含量；(2)它有媒体的依存性，必须发表于一个大众化的媒体；(3)它面对的是新鲜而立即的出版市场，其评论对象很容易被获得。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熟知的学院批评是从“生产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作家的创作与研究的积累，目标是观点创新与历史描述；而大众文化批评是从“受众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公众的阅读与市场的运作，目标是制衡文学生产与消费。因此，写作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必须确定不同类型的“假想读者”。

　　相对于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媒体批评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在同一文学共同体中处于更弱势的位置，因此，媒体批评更有必要向多元与规范的方向发展。举个例子，于丹讲《论语》，也可以算作一种媒体批评，但当举国上下，只有于丹的声音在回响时，同样也构成了一种缺失。只有更多的学者都在讲《论语》，公众可以在多种选择中择善而从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媒体批评的多元化与规范化。

　　就目前文学媒体批评的现状而言，我认为亟需破除三种心理崇拜：一，破除“权威崇拜”。从媒体批评的角度出发，对一些看似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现象重新审视和判断，如当年认为王朔小说是“痞子文学”，就是一种过时和错误的判断，同样的情形还有“新写实”、“新体验”等等。二，破除“市场崇拜”。销量大，只能说明作品卖得好，与其文学价值毫无关系。然而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可以完全不理会销量因素，媒体批评却应当有意识地针对畅销书的出版运作，秉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得出自己的结论。三，破除“青年崇拜”。知识界的青年崇拜从《新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表现为评论家总是为新作家、新作品而欢呼，急欲拥有其发现权，往往不能以稳定的文学标准对其进行评判。

　　破除这三种崇拜，从根本上说，是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正是由于许多专业批评家对这块领域的不熟悉与放弃，导致大众能够看到的，多半是出版商出资收购的鼓吹文章，与媒体基于自身利益提供的购买指南，从而出现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想象的偏差，这对提高公众阅读水平不利，反过来也会降低当代文学的创作水准。因此，应当呼吁出现更多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媒体批评，从而推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全面进步http://media.icx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