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之间的关系,一向复杂而暧昧。一方面,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专业性,要求文学批评及其阅读有独特的知识准备与术语体系,从而推动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强调与大众读者的“知识共享”,其主要诉求是权威性与通俗性并重,以此满足公众的求知欲与心理认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斥性”,但又不能完全分割。表面上看,文学批评似乎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文学批评的当下性,决定了它必须将公众的文学阅读状况作为重要因素加以研究,同时应当尽力影响这种阅读状况;媒体批评则需要具有权威身份的批评家,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陈述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媒体习用的语言来说,他们需要“说‘人话’的‘专家’”。http://media.icxo.com
既然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文学批评对媒体表达方式,单纯拒斥,或一味迎合,都是导致“双输”的合作方式。单纯拒斥,会造成文学批评的自闭,长此以往,将丧失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信任;一味迎合,意味着丧失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长此以往,同样会丧失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信任。
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文学批评如何应对媒体时代的公众需求,探讨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如何做到“互利”、“双赢”。
掌握媒体批评的“边际效应”
这里借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边际效应”,来说明媒体批评对文学批评的作用方式。所谓“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边际效应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呈递减趋势,就如收集一套邮票,在集齐之前,每得到一张邮票,边际效应都呈递增趋势,最后一张的边际效应最大。之后再碰上重复的藏品,边际效应就变小了。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以临界点为中心,可以画出一条山峰形的曲线。
根据我的观察,文学批评在进入由各类媒体(包括纸媒、电视广播和网络)组成的“公共空间”后,其获利也存在这么一条“边际效应曲线”,在一定范围内,文学批评既葆有其独立性,它的影响力也随着媒体传播的扩大而相应扩大,从而影响公众的阅读状况和审美取向。而一旦越出这个范围,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诉求,媒体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非全属合谋,而是互相“利用”。形象化的说法是“抱粗腿”。在文学批评越过边际效应最大化的临界点,其本身希望传达的内容,会因为“假想读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错位,大大降低传播的效果,如果发生文学批评与“公众意志”逆反的情形下,媒体批评反过来会伤害文学批评。
2006年最明显的两起事例,一起是“韩白之争”。就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白烨对“80后”的评价至少是一家之言,无可厚非,这样的文章出现文学期刊、甚至普通纸媒的副刊版上,也毫无问题,但一旦这篇文章进入网络传播领域,又不幸被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新浪博客与韩寒是此中的关键性因素),它表达的观点,与网络世界反权威、重感觉的特性构成逆反,立即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与詈骂。饶有意味的是,此前一直表态旁观、中立的传统媒体,在白烨关闭博客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攻击者一方,宣称“韩寒大获全胜”,它们基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起事件,不仅对于正常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伤害,对于“80后”、“文坛”、“批评家”等符号的定性也有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另一起是“梨花体”事件。诗人赵丽华的几首“废话体”诗被放到网上,掀起了对“梨花体”嘲笑、戏仿的狂欢浪潮。网民对“梨花体”的文化消费,同样满足了多数人对于颠覆权威、破解神秘的心理欲求,但这种完全不讲前提、不顾后果的群体性狂欢,完全遮蔽了诗歌界、评论界对于语言的探索及诗歌的多样化尝试,虽然有一批诗人、诗歌评论家出来为赵丽华辨诬,仍然无济于事,这种看似热闹的诗歌消费,较之于冷落诗歌与诗人,对文学的伤害更大,它促成了公众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定性想象。
要避免媒体批评对文学批评的伤害,文学批评界必须注意文学批评传播的范围与途径,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不必奢望在所有领域都与媒体意志争一日之短长
相关链接: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的关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