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报道一条外事消息时出了错。周总理特地把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总理办公室秘书韦明、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以这条错误报道为“麻雀”，进行解剖，总结经验教训。他就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问题，谈了个把钟头。其中，他特别阐述了关于记者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记者要采访和报道的问题博大精微，面临的情况又错综复杂，常常会发生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这样，记者就要多向别人请教。比如说，这次涉外新闻，要不要报，如何报，就应请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嘛。”

　　他停了一会，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记者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他拿我这篇出错的稿子为例说，尽管他是经过别人审阅签字的，“在手续上是完备的”，但是错误并不会由于有人签了字就不出现了。因为别人只能从稿子本身去看，情况是否对头，事实有无出入，内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关系的问题，报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会引起什么影响等，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这就得靠记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记者考虑问题要特别精细，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就是对我的讲话，你要发表，你也要认真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如果发现有错，也应指出。”

　　他的话，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词意却又恳切动人，使大家听了，都觉得虽然挨了批评，却心情舒畅，获益不浅。他的谆谆教导，对我个人来说，更永远是一个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处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致的贺词副本时发现，把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位于南岸。尽管此件已经毛主席审阅，但是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教诲：不管是处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编发什么人的文章或讲话，也不管是谁签字定稿的，记者都要独立负责。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立即紧急通知已经到达地拉那，告诉即将在大会上发言的康生，从而防止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笑话。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

　　我在采访中，曾一再听到周总理这样教育我们：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因为记者的活动天地就是社会。他认为，我们的记者，首先要政治上坚定。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要思想敏锐，业务过硬。而搞外事报道，还得通晓天下大事，能认识和掌握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规律。

　　在那次招待富尔的酒会上，他在向我们记者谈及如何做好外交报道时就说，“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总理为记者设想地说：“因为你们接触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这个，明天可能那个又不懂了。”“因此你们就要多学习，多钻；要多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周总理微笑着说：“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

　　语短意长。这些话，对我们做外事报道的记者来说，确实非常深刻而重要，在这方面，我是不仅有切身体验，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总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负责人找去谈话。他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原来在头天即5月20日晚上，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为周总理举行宴会。宴会正在进行时，外交部有人给周总理送来了一份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于19日刚发表的联合声明。周总理看了后，在会上讲话时，临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锡兰时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这番话很有新闻价值，应当成为宴会新闻的重点，在导语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导语里，那就会太长，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商量，用转述的形式，把他的话概括成了一句：“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具体内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总理在21日看到报上登的这条消息后，立即召见亚洲司负责人和我。他说：他并没有讲要“支持”这个声明，也不能“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在这个声明中有两点我们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厉谴责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对氢弹问题上，它把带有打破美、英核垄断性质的苏联核试验，同美国、英国核试验相提并论。并对我说，“我赞成你打破成规，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导语里，问题是导语中把我的讲话精神弄错了。”

　　他还称赞亚洲司负责人与我共同研究稿子的办法很好，“问题是，不该对我的言论轻易地加上‘支持’这样有分量的字眼。你们就没有想过，要是声明同我们主张完全一致，我会不用‘支持’这个字眼吗？我又何必仅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谢’它如何如何？”

　　他转过来对我说，“这事说明，你们还缺乏国际知识，对世界大事还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彻通晓时势这一点，应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他谆谆教导说，“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接着，他热情地鼓励我：“你们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当然，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各有各的规律，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我国对外政策。”

　　当时我听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记者要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报道为我国外交政策服务，但是不能把外事报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来。而要掌握这种艺术，就要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观察和独立思考，并且要培养敏锐的嗅觉。1956年“五一”前夕，周总理在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日本一位民间代表团团长曾对周总理说，“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一起带来。”写稿时，我想起了总理的教诲，便根据中日关系现状一再考虑，如果照发此人的讲话，是会对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过总理秘书对总理讲了，他非常赞赏我们为客人处境着想，并要我们征求客人本人意见。于是，我通过接待人员同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为“希望能够”。他对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总理还常常为记者创造采访条件和学习条件。有一次，他要见外宾，见我写完消息就走了，当即通知秘书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在一旁听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做好报道工作嘛。”还有一次，我到总理办公室给他送审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侨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样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那时，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我还是初次接触，既陌生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机密事宜”，我应“主动回避”。想不到，就在我转身走的时候，周总理却把我喊住，在问明我没有其他急事要办以后，让我坐下旁听。他甚至为我和另外两位也是后来的同志扼要讲解了有关双重国籍问题的来龙去脉。--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一名记者的信任、关心、培养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平静，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冲击，在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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