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实验室报道：1月3日《青年时报》发表郭松民的时评《集结号》、洛阳毁陵及其他》，作者先是大胆假设洛阳的陵园主任会不会成为一个英雄，然后由《集结号》的主题推论出一个肯定答案：牺牲如果仅仅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被迫行为，那陵园主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英雄，他不需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做任何修改，只需要早生几十年，再加上一些巧合，说不定现在他就恰好躺在洛阳烈士陵园中某座已经被摧毁的墓碑下。
　　
　　当然，这不是郭文的本意，作者旨在通过这一荒唐的反证法来表达他对《集结号》的不满，说，一部自称是主张“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却不合逻辑地为亵渎牺牲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这还不荒诞吗？这个批评够严厉的。笔者在佩服作者想象的奇特和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发现了文章的逻辑链条大有问题，因而造成论述的牵强附会。
　　
　　郭文的逻辑结点在“理性经济人”的界定上，他认为，陵园主任“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惜亵渎英灵”，是一个“理性经济人”，这没错；继而，他又从《集结号》的英雄之死是被迫的，而不是为了任何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献身的，得出他们也是些理性经济人的结论，从而引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既然如此，英雄就不值得崇敬。在作了一番真话反说之后，才围绕“理想”“正义”“未来”等大词大大地借题发挥了一通，谓之正说。
　　
　　错了，牺牲的九连战士根本不能算是理性经济人。按照亚当·斯密的解释：“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就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的人，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昨晚我刚看了《集结号》，影片确实没表现46位战士是为了理想献身的，他们只是一群不折不扣执行命令的忠诚战士，他们没有独立意志，也不在死之前高喊英雄口号，当然更没有什么利益追求，说他们是一群只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合适。将他们称之为理性经济人，这是哪里跟哪里啊！
　　
　　现实中，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否在为理想而战，但我认准一点，在影片中确实不能表现这点。为什么？假如影片要表现他们是为创建理想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战，那么就难以避免这一悖论：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何以连他们的身份都不承认，何以谷子地就因为穿了一套国军衣服死里逃生就享受不到荣誉军人的待遇，处处受到刁难。郭松民先生抓住影片没表现他们为理想而战大做文章，其实不妥。
　　
　　我知道，郭松民是很正统的人，习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我以为，在观看和评论《集结号》这样比较另类的电影，最忌传统的眼光甚至带点“左”的眼光。虽然导演冯小刚说了，影片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但形象大于思维，在影片中，我看到的是，这47位九连战士，在活着时没被人当作人看，在死后甚至还没被当作炮灰来看，对此，崔卫平教授一针见血地将影片的主题概括为“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集结号》的价值在于，它诠释了一种全新的战争伦理，即如何对待阵地上的战士的生命及如何看待死后的英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影片表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伦理观。大兵瑞恩一人的生命与由八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的生死孰轻孰重，这本来是道无须权衡的算术题，但美国作战总指挥部的将领为了不让已经牺牲了三个儿子的不幸母亲再承受丧子之痛，根本不去考虑这一点，于是就有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人性高于战争，是的，战争的真谛不是让人去白白送死，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好好地活着。
　　
　　为什么看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观众的心感觉暖洋洋的，那是因为被影片的人性美温暖着了，而看了《集结号》，我的感觉是一片荒寒，为什么？就因为谷子地他们在死守破窑子时没被人当人看，死后也只是当作失踪者来看，尽管结尾留了点亮色，但仍改变不了影片总的荒寒基调。
　　
　　不从这点出发去解读《集结号》，而是用老眼光去看待该片，势必会造成误读或歧读，譬如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