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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创办人杨奇:《羊城晚报》诞生记
2007-11-22 10:17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司徒炯昌

关键字: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创办人杨奇 杨奇

  开场白:1957年10月1日,《羊城晚报》横空出世,迄今整整半个世纪了。

  从创刊之日起,《羊城晚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和支持。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它立即受到冲击,1966年12月13日便“死于非命”。直到“四人帮” 垮台之后,它才得以“死而复生”―――于1980年2月15日光荣复刊,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为了纪念《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我们这些早已退役的老兵,自愧没有多大贡献,只是作为创刊见证者之一,尽可能准确地回忆一些史实,供新一代的“羊城晚报人”参阅。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我们希望,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而且有助于后来者的思考。

  司徒炯昌(以下简称司徒):关于“文革”前《羊城晚报》创刊9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这些年来已有了不少很好的论述,特别是阁下那篇《为社会主义报纸作出新的探索―――“文革”前羊城晚报九年工作的回顾》(全文收入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晚报纵横谈》一书),对《羊城晚报》这段历程作了很全面的总结。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羊城晚报》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是怎样经历的,这方面的文字过于简单,不够详细、系统。本人吃了一辈子新闻饭,干过校对,干过编辑,也干过行政工作,遗憾的就是没干过记者。今天,就斗胆当一回“临记”,围绕《羊城晚报》是如何“催生”出来的这个话题作一次访谈。希望您从“盘古开天地”说起。

  杨奇(以下简称奇):你说得不错。关于《羊城晚报》的筹备过程,过去没有适当的场合专门谈及,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尽可能详细地谈谈。

  众所周知,《羊城晚报》是我党执政后创办的第一份社会主义大型晚报。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七天之后,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为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为此,广东省委在5月份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征求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建议多办一张报纸,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供园地。6月26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对150多名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宣布: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决意开辟一系列贯彻“双百方针”的园地。接着,中共广东省委根据陶铸的提议,决定出版《羊城晚报》,并把这个任务交由南方日报编委会负责。

  司徒:正如您所说,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在“反右”斗争高潮中创办《羊城晚报》,风险是很大的,陶铸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呢?

  杨:这一点,说来话长。最近,我应有关方面之约,写了《陶铸与羊城晚报》一文【注1】。我认为:没有陶铸同志的政治胆识,就没有《羊城晚报》。

  司徒:我是在1957年8月份以后才从南方日报“校头”(校对组长)的位置上调到晚报的,当时是个“普通一兵”,对于编委会如何筹办这张报纸,知之甚少。请你详细地谈谈好吗?

  杨:为了筹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编委会议论过多次,并于7月底抽调杨奇、邬维梓、刘逸生3人,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8月22日以后,又陆续增派陆玉、陈眉、江林参加筹备工作。

  8月中旬,王匡(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找我去谈话,传达省委的意见:《羊城晚报》必须在10月1日国庆节创刊。我回报社后立即向时任南方日报总编的黄文俞作了汇报。8月20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开会,会议由黄文俞主持,出席的有黄文俞、李超、杨繁、姚熔炉、何文等人。在讨论到如何保证晚报在国庆节创刊时,姚熔炉认为时间太急,不好办。李超则强调:关键是人,应尽快把办晚报的编辑、记者抽调出来。会议最后决定由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并初步商定了从各部抽调给晚报的干部名单。经再三回忆,晚报创刊前和创刊初期先后转来的有何军、方亢、杨家文、司徒坚、俞敏、李佐兴、黄伟经、司徒炯昌、苏少泉、周毅、艾治平、梁朝泰、马锦炽、何欣、傅荣清、朱宗海、梁宇皓、陈秋舫、容洁如、傅振雄、张仲芳、刘军、苏仲炽、蔡妙影、苏若冰、孔琼珍、陈恺、黄荣凡等人。此外,还有从北京新调来的编辑人员芧荻。(到了1958年6月,李超调往广东省委工作,便由黄文俞兼任总编辑,并成立《羊城晚报》编委会,由我代总编辑主持编委会议;何军、方亢被任命为副总编辑,杨家文、司徒坚被任命为编委会委员。此是后话。)

  司徒:说起孔琼珍,她还是我的师傅呢。有一段时间她负责体育版的组版工作(口头上叫做“画版样”),是她教我如何画版样的。

  杨:筹办一张全新的晚报,真是千头万绪。办报方针、版面内容、栏目设置,固然必须着重研究;各部门如何协同作战、记者如何采写当天发生的新闻,也得认真考虑。此外,发行工作以至办公桌椅,都得过问。幸好《南方日报》已创办多年,后勤工作上了轨道,经管处主任洪文开更是积极支持,这才使得我们可以集中精力研 究办报方案。

  筹备小组最大的困难是谁也没有办晚报的经验。我和邬维梓、刘逸生3人虽然曾经在香港和广州从事新闻工作,但做的是日报某个方面的业务。至于对新中国的晚报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作依据。于是,我和邬维梓、刘逸生走出报社,分别拜访教授、中学老师、民主人士、各界精英,征求他们对晚报内容的意见。回来后就交流看法,既务虚又务实。

  经过多次讨论,筹备小组很快就取得三点共识:要敢于冲破照搬苏联办报经验的桎梏;要敢于摆脱党委机关报那套办报模式;要敢于吸取我国报纸力求满足读者需要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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