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中国召开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上，国际期刊联盟执行主席唐纳德·库墨菲尔德先生说，我们选择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令人激动的国家、最富有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快的首都―――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被你们的古老文化、你们的活力，和你们使中国在包括媒体和通信在内的各个领域内居世界领先地位所吸引。从世界来到北京参加期刊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创下记录。他们不仅谈这个不同凡响的国家古老，而且也想看一看中国的媒体产业，去见一下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这些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期刊产业。 一个庞大的市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当世界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国期刊产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更应该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不足，知道怎样在充满挑战的传媒市场中走出自己的精彩，在瞬息万变的传媒格局中能站稳或者找到自己独有的位置。
 
　　在世界期刊大会结束之际，记者采访了刚刚出版的《中国期刊发展报告》的主编、期刊研究所所长李频先生。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期刊大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告诉了我们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数据，近万种期刊和１７０亿元年产值说明中国期刊已经成为重要文化事业和产业形态。作为期刊研究所所长，您的研究能否告诉我们，中国期刊业的现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什么差距？

　　李频：中国期刊的统计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统计指标体系，从1993年改进成型后一直沿用至今，统计指标和体系较为陈旧。1993年以来，中国期刊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向比，我们的期刊发展非常好，是继“五四”时期、3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高峰。与国际尤其是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确还有很大差距，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知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乃至休闲时间等都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静态地看量化指标，比如欧美国家每人平均每年看10几本杂志，每人平均订阅2.5本杂志，这种数据对比意义不大。我觉得更应该看的是期刊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期刊等媒介中，期刊不是强势媒体，期刊影响社会的方式应该回归到理性和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大众娱乐。在世界期刊大会上，我们的确看到了差距。比如欧美期刊界更关心期刊转型，怎样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怎样和互联网融合。而中国期刊业一方面关注挑战，一方面关心转制，关注和力图解决办刊人的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