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杨丽娟事件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该启动遗忘程序了吗？

　　大概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暗中期待下一个杨丽娟，没有人希望下一个跳海的人是自己的亲朋。所以不妨断言，没有人愿意轻易遗忘。

　　在此，我们借鉴围棋规则，尝试“复盘”。检索事件的每一个环节，结果表明，在杨丽娟事件中，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救助体系明显缺位；而积极“补位”的媒体，却又有过度介入、不当介入的嫌疑。

　　我们向新闻学者发问，其实也是反躬自问。我们向社会学家发问，目的不在于揪出替罪羊，而是为了明了，我们离好的社会距离有多远。

　　杨丽娟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几篇采访显然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下断言。我们仍斗胆将本专题命名为“细考中国”，因为我们愿意“煞有介事”地细究，在杨丽娟事件中，哪些问题是我们本该避免的，哪些问题是本该回答的。

　　杨丽娟追星案，从传播伦理的视角看，算得上是当代新闻的一件“大事”。名曰“大”，是指话语狂欢的盛大；但究其本义，却与伟大、重大的旨趣之“大”无关，而与卑微、琐细的精神之“小”有关。

　　此一事件的病理学特征是再明显不过的：杨丽娟本人作为粉丝，心理绝非正常，她的“追求”无非是一场“偶像崇拜症”式的癔病发作。为助女追星而卖房、卖肾、跳海的杨父，是家庭教育和家庭伦理的病例；为杨丽娟追星而提供衣食住行、提供炒作舞台、惟恐其不走极端的媒体，则无疑更是社会教化的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