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全社会利益为前提，给予舆论监督更大的宽容度，而不是以地方、部门、行业的利益，作为判断舆论监督成败的标准，从而减少媒体的后顾之忧。媒体刊登批评性、揭露性、问题性报道，登不登，登多少，怎么登，都会面临怎样把握分寸的难题。比如，记者采写一篇文章，旨在揭露腐败、关注民生，被批评方则认为有损政府、政法机关形象或影响社会稳定等等。服从谁呢？这个分寸有时就很难把握。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当杀人嫌疑人关押，是否应该公开报道？媒体与办案机关站在各自的角度，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以为见报是对的，对全国都有警示作用。发内参当然可以，但内参的作用代替不了公开报道，强调舆论监督的“度”完全必要，但“度”不应变成越严越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最后，媒体应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职能，要避免浮躁，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应当看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情况是存在的。虽然有自负盈亏、市场竞争对媒体造成巨大压力这种客观因素，但那种兰成长式的“舆论监督”（还有“正面宣传”），既容易有失社会公正，也会对媒体自身造成危害。因此，弘扬正义、客观公正，必须成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操守底线，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国家应该对媒体怎样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合法地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在对某些舆论监督出现反对声音的时候，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因为并非谁的“来头大”谁就占有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