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上述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无庸讳言，在当前的舆论生态中，张桂芳此番针对媒体的说辞，是很容易招致批评的。因为，随着社会、个人力量在国家框架中的崛起，以及相伴而来的观念革命，公众已经养成了一种难得的媒体理性：媒体固然是政府的喉舌，但也应具有高贵的独立性，否则，所谓“舆论监督”就无从谈起，公众知情权就是一纸空文。作为政府来说，应当剪除那种不合时宜的“控制”意识，给媒体一个自由而宽容的空间，在纷纷扰扰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强力和铁碗而达成谅解和共识。
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媒体理性，张桂芳的说辞招致批评也就在所难免。
在此，我不想“随大流”，加入批评者的行列，而是想阐述一下张桂芳怪罪媒体的积极意义。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我刻意唱反调，也不是野心勃勃地“言人所不能言”，更不是为张桂芳辩护，而是想绕开批评的声音，尽量挖掘出或许被遮蔽的“其中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