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词典》查不到“恶搞”,到“恶搞”成为很多人都知道的专有名词,应该说,“恶搞”从一种娱乐方式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2006岁末,当我们盘点“恶搞”之时,我们既看到了“恶毒”的恶,也看到了“恶作剧”之恶。毫无疑问,进入2007年,“搞”还将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而存活,我们要说的是,既然“搞”已经不可避免,应该少搞“恶作剧”,更不能“恶毒”。
“馒头血案”引出“恶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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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戈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恶搞”还是个很陌生的词汇。胡戈的一部“馒头血案”,把“中国恶搞产业”推上了“事业”的巅峰。
直到今天,也无法猜测胡戈恶搞的最初动机,或许种种猜测都不能表达他恶搞的深层想法,而胡戈并不在乎人们的猜测,只是将“恶搞”进行到底。“馒头血案”之后,胡戈又出《春运帝国》了,然后是《鸟笼山剿匪记》……因为恶搞,胡戈成为一个偶然被时代推出来的“不经意名人”。最后连声称状告胡戈的陈凯歌也表示出“无奈”。
没有风险、可以一夜成名,这样的诱惑,很快引起连锁反应。打开互联网,一系列的恶搞内容此起彼伏。什么“黄健翔解说事件”方言版、“《夜宴》做成《晚饭》”、“女诗人遭恶搞成诗坛芙蓉”、“诗人写作弄成软件”……直到让“恶搞”成为一种“文化潮”。
形形色色的恶搞,既有“恶毒”之恶,也有“恶作剧”之恶。但这些恶搞都是在“馒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二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