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8日上午8时45分，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化工园区内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至7月31日事故已经造成22人死亡，29人受伤。就在射阳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当天，7月28日，上海一化工厂也同时发生爆炸，致1人死亡，4人受伤。第二天，7月29日，上海一涂料厂发生爆炸。射阳事故发生后第三天，7月30日，安徽滁州来安县县城西面的一家“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钠生产车间发生爆炸。而此前，至少今年上半年在安徽当滁、北京房山、上海等地，已经发生多起化工厂爆炸事故。
中国化工企业频频发生爆炸事故，生产上的安全隐患问题亟待重新思考，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对于这样的灾难性突发新闻事件，新闻媒体在其间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在笔者看来，这些媒体更像在演一场双簧戏，表面上看到媒体赶制新闻，似乎想把新闻的第一现场摆放在读者面前，真实、客观，事无巨细，力图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这些报道就是新闻时间的本来面目，别无他者；然而在整个报道过程中，真正发出声音的另有他者。媒体，或者说记者已经成为整个报道“表演”里的一个没有自我发言权的官僚。本篇文章笔者试图就《扬子晚报》、《现代快报》7月28日、29日、30日、31日对于射阳化工厂爆炸事故的报道进行文体意义的分析，探析在这些报道中，面对上千万的读者，记者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是一篇新闻文体所折射出来的，新闻制作的阐述。
前面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上述的两家报纸的报道中，记者已经沦为官僚机器的一分子。官僚是由无数的繁文缛节、难以探明共源头的各项规则造就。官僚系统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一个人处于其中，茫然无序。因为在官僚系统中个人的思考被无数的无法究其本源意义的规则所代替。
美国晚近关于官僚结构的研究表明，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政府的运转依靠无数的规则，包括各项法律条文。所以“官僚”的形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问题是这些规则代表了规则制定者的利益。而媒体是一个与政府机器既相互对抗又眉来眼去的机构。媒体报道时所遵守的准则是某些一再被提起的新闻价值观，比如负面性、新近性、接近性、人情味，当然还有真实性等等。这些价值观的提出，代表着读者的利益。一旦政府完全操纵媒体，这些价值观都将被统统改写。在中国，这种情形更是自不待言。
在西方媒体研究者的视野里，记者扮演着三种不同的职业角色（新华版《媒介研究的进程》）：雇员（媒体是一个追逐利润的组织）和其他媒体在同一领域里的竞争者；从新闻源采集新闻的专业采集者。作为一名专业的新闻采集者，记者遵循某些基本原则选择新闻内容，也就是新闻价值观，判断何为有价值的新闻。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原则或曰价值观却与书面陈述相去甚远。隐瞒新闻事实真相，比如上一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媒体的表现，这些已是司空见惯。这是因为政府的利益高于读者（公众）的利益。所以媒体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扮演着两难角色，并作为内容选择的准则，于是一种被两种原则所支配的报道便产生了，这些便表现在《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在7月28日、29日、30日、31日对射阳化工厂爆炸事故的报道中。《扬子晚报》分为早上和下午两个版本，一天发两份。7月28日上午8点的爆炸于是便在下午的那份报纸中得到及时报道。这是一篇不起眼的两句话短消息，竟然不到100字。对于这样一起特大新闻事件，报纸竟作如此处理，可见报纸的审慎。但是读者依然可以从个别字眼推断出新闻的重大性。比如“特大爆炸”、“15具尸体”、“数千名居民”、“紧急转移”。可惜的是读者没有被告知居民转移的原因：有毒气泄漏。“数千名居民”从新闻写作对于记者的要求来看，也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处理。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求证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