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通报，这次违规的记者并不是搞有偿新闻，而是主动敲诈，事实情况如何？

　　报刊司负责人：主动敲诈这种情况，我觉得过去不一定没有，可能没有被暴露出来。从新闻管理的角度来说，制止有偿新闻，是我们对新闻单位的一贯要求，但是对涉嫌犯罪的记者如何处理，不是新闻出版行业管理部门能解决的，一旦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来处理。

　　南方周末：根据通报，这次被处理的记者，甚至把他们的报道事先发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以此进行施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报刊司负责人：不要说大型国企，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中央媒体都敬畏三分，因为中央媒体影响很大。基层政府多年以来对中央媒体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不属于你管，大家抱有比较害怕的心态。记者也是利用了基层怕出事的心理，所以才比较胆大。包括孟怀虎，他涉嫌敲诈的企业是很多的，可能是他在当地多次敲诈成功，以后逐渐胆大起来。更主要的还是基层单位和基层政府遇到这种问题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被这些不良记者利用了。

　　我们经常会接到地方单位或政府来电话反映情况，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息事宁人的更多一些。

　　南方周末：一般情况下，这种不良记者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什么表现？基层单位如何应付？

　　报刊司负责人：他们一般是去找一些单位存在的问题和弱点，然后把这些问题写成报道发给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单位就会直接跟他联系，大部分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在他的报纸上做一些广告。但是，像《中国食品质量报》的汪启明，通过造假来敲诈别人还是比较少见。

　　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基层单位和群众首先应相信政府和法律，注意收集证据，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而不是一味地给对方“填肚子”，这样只能造成个别记者以此为生。我们希望基层的群众和单位理性地看待个别记者不公正的报道，不要认为他们能通天，我们还是有监督手段的。
　
　　要么转型，要么自然死去

　　南方周末：从现在看，从管理上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报刊司负责人：目前，一些报社在经营上遇到很大困难，为了达到创收目标，就把经济效益作为对记者站的主要考核标准，从而放松了对记者站的管理。只要记者站能把钱拿来，不捅大的娄子，就允许记者站任意搞创收，甚至没有经过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的记者站，也在肆意建。

　　这些违规记者站有很强的隐蔽性，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写字楼里租办公地点。他跟新闻出版部门也不沾边，正规的新闻也不去跑，只在各地游荡，所以管理机关是不容易找到他们的。

　　南方周末：我们还注意到，这次处理的记者全都是驻地方记者站的记者，这背后是否有一些普遍因素存在？

　　报刊司负责人：目前，我国境内报社的记者站共有2984家，其中有2140家是中央级报社在各地设立的记者站，可以说，中央级报社的记者站是记者站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查处的情况看，中央部委主管的报社相对比较规范，违规问题较多的是个别全国性行业协会主管的报社，特别是行业基础不是很好的报社。

　　由于个别报社在经营上比较困难，于是把报社的经营压力转移给基层记者站，记者最初可能是被迫的，但是后来发现有利可图，可能就变成主动了。如果一个记者承担了经营任务，甚至连自己的基本工资都要自己挣回来，这种管理体制就容易导致记者进行违法活动，我们是不允许这种管理体制存在的。

　　多年来，特别是《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施行以来，我们要求报社必须保障记者站日常的运转费用，要为记者站在地方开展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记者站办公室的房租、水电到记者站记者工资、奖金，都要由报社提供。

　　如果报社需要在地方从事经营活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但是记者本身是不能从事经营活动的。如果我们发现有这类问题，我们都会提出纠正，让他们限期整改。

　　南方周末：但行业报生存困难，也是客观情况。

　　报刊司负责人：是。但行业报应该想办法，进行机制改革，调整办报思路，获得所属行业的认可。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难，而通过有偿新闻或者是敲诈勒索的方式生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报业发展的规律。要么实现自身转型，要么自然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