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主张“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人民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在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独立武装之后，毛泽东又及时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意思是说，共产党人的目标之一是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枪杆子是不够的，还要靠笔杆子——宣传。在当时的江西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宣传鼓动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重要思想。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把宣传工作看成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和“主要任务”，可见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当然，所谓“第一”和“主要”，不是说军事不重要，而是对已握有枪杆子的红军来说，宣传工作就变成了“第一个重大的工作”。

共产党重视宣传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尤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已经建立了独立武装队伍的政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就更为自觉了。例如，1930年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利用国民党的长沙《国民日报》社的设备，第二天就出版了《红军日报》，到8月5日，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共出版了6期。当时的《大公报》不胜感慨地的赞叹道：“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红军创建初期，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根据地条件的艰苦，还不具备完善的出版报纸的条件。毛泽东因地制宜，提出运用标语、口号、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各种形式搞好宣传工作。1929年12月他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对当时红军宣传工作在内容和技术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条分屡析，作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对红军宣传工作的改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在井岗山时期常因看不到报纸而苦恼，因获得多种报刊而欢欣。1929年4月他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机关报长沙《国民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据一位当年的红军战士回忆：“弄到手的报纸，毛委员亲自动手编成新闻简讯，自己写蜡纸，自己校对，然后印好发下去，使同志们了解时局的变化，耳目不至闭塞”。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新闻宣传的重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与宣传鼓动并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