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我们可用可不用的工具，而且是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在大众传媒的种种缺憾之中存在着两种根本的区别。其一是为大众传媒本身所固有，并且是从大众传媒的优点中延伸出来的缺憾。这类缺憾，严格而言，只能称之为大众传媒的特点，事实上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要求大众媒介加以改正的，除非把它消灭掉。例如批判学派所念念不忘的“复制”、“批发”、“媚俗”、“炒作”等等就都是如此。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有其长处与短处，也都会有其令人遗憾之处。衣服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御寒能力急剧下降，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拒绝穿着衣服。何况，当我们在讨论大众传媒的缺憾之时，实际上也并非是从功能论，而是从价值论出发。换言之，我们并非是在讨论大众传媒作为人造物在物的人化方面有什么长处与短处，而是在讨论大众传媒作为人造物在物的异化方面有什么重大的遗憾。也因此，错误地对大众传媒本身所固有亦即从大众传媒的优点中延伸出来的缺憾的批判，无疑正是批判学派自身的一大缺憾。

　　大众传媒的第二种缺憾，是在人类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产生的，或者说，是在大众传媒的行为中产生的。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之所在。

　　而这就涉及到对于作为人造物的大众传媒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并不存在所谓人造物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处理的完全是人与天然自然界的矛盾，同时，在农业社会也不存在所谓异化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充其量也只有灾害。只有工业社会才存在所谓人造物的问题，因为在工业社会处理的是人与人工自然界的矛盾。同时，也只有在工业社会才不仅存在所谓灾害的问题，而且存在所谓异化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尽管从形式上看人造物是人以外的东西，但就内容而言，人造物却是人自身之中的东西，是人自身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在创造人造物的时候，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在这当中，一方面，人不断主动把自己的功能赋予于物，通过对人造物的使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不断通过人造物来体现自己的性质与功能，走向物化，另一方面，人造物也不断从完全被控转向一定程度的自控，从完全被调节转向一定程度的自调节，从只有物性到开始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走向了人化。结果，人造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竟然表现为同一个过程，人的物化必然引起人造物的人化，人造物的人化也必然引起人的物化。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人造物的人化可以是无限的（代替功能即人造物对人的代替可以是无限的），但是人的物化却只能是有限的（物对于人的取代必须是有限的）。不难看出：在整个过程之中，由于人造物的强化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的危险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人造物不能不大发展，否则人类就不能真正获得自由；然而人造物又不能大发展，否则人就会被人造物所完全取代，人转而完全变成了物，或者，人就会完全被人造物所操纵，成为了物之物，人类也仍旧不能真正获得自由。人造物的优化的程度与人的异化的程度就是这样地成正比地存在着。这实在是一个根本的矛盾，然而又是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矛盾。始终在人造物的优化与人的异化的激化与缓解之间，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两难的尴尬处境。

　　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恰恰就在人造物的强化与人的异化所导致的矛盾的激化之中。大众传媒作为人造物，恰恰产生于工业社会。具体来说，犹如一切人造物，人的功能的赋予大众传媒，并非一日功，而是需要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构想与建构，第二个阶段是利用与控制。严格而论，只有到了第二个阶段，人类的真正目的才有可能达到。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第二个阶段），人必须始终是一个主动者。主动权必须始终控制在人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