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研讨会，是在我国传媒业的集团化改革将近10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将近2年的改革背景下举办的。

　　为大力推进传媒业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部署传媒业的改革，以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为标志，我国传媒业的集团化改革正式启动。在1996年到2003年的8年内，我国先后组建了85家传媒集团，分为5类，其中报业集团39家，出版集团14家，发行集团8家，广电集团18家，电影集团6家。在将近10年的发展实践中，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果，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可以说，我国传媒业的集团化改革，已经到了该进行阶段性总结、研究下一步发展方向的时候了。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6月正式启动，确定了 9个试点地区和35家试点单位，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既有文化事业单位，也有国有文化企业。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这次试点转变为企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到现在也将近2年了，一方面，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需要总结推广，逐步扩大；另一方面，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调研并提出相应政策。

　　在以上这两大传媒业改革背景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传媒》杂志社组织的这次“传媒业改革与发展走势研讨会”，可以说是恰当其时。

　　会议得到业界充分重视。中宣部改革办事业发展处处长高书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专项改革一处处长张东强参加会议，并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和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方面的重大问题做了专题发言；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介绍了报刊司今年推进报刊业改革的思路和想法；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也在会上就我国传媒业改革的热点问题，发表了演讲。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副所长、党委书记、《传媒》杂志社社长余敏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向到场嘉宾致欢迎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传媒》杂志主编郝振省主持了会议。

　　应邀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宣部出版局期刊处处长张贤明、国家广电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产业所所长陈共德、中国产业报协会会长曹恒武、欢乐传媒总裁董朝晖、星美传媒副总裁郝彬、今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康卫华博士、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张英军、《电脑爱好者》杂志社社长孙晓旭、《中国医药报》社社长王温正、郑州日报社社长张晓圻、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张秉礼、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副院长宋培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滑明达、人民网传媒频道主编詹新惠、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珂、北京泛华东方传媒公司总裁助理陈胜春、北京开元策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研究总监陈愈超，以及其他传媒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代表。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同志在现场听取了部分代表的发言后，同与会代表就目前传媒业，特别是报刊业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很多代表看到石峰副署长非常认真地听取代表们的意见，纷纷主动要求发言。石峰副署长也针对代表们的提问一一作答。会场上供代表们发言的话筒传来传去，气氛十分活跃。会后，很多代表反映，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研讨会。

　　石峰同志在回答与会代表的提问时指出，党报集团事业单位性质的规定不会改变，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党报作为主要媒体做大做强，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虽然国家政策已经给予科技类期刊一定的改革空间，但一定要经过批准才能进行跨地区、股份制等改革举措，不得违规操作利用社会资本，新闻出版业在利用社会资本方面一定要慎重。有关行业报如何转制的问题，石峰同志认为，目前行业报改革要先走好“管办分离”这一步，行业报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具体的改革步骤还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对试点单位的政策落实以及下一步试点范围扩大的问题，石峰同志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时间积极研究；改革试点肯定要扩大，计划今年6月要对整个试点单位的经验进行总结、宣传，然后再进一步部署下一步的改革试点工作。

　　在与代表交流结束之后，石峰同志就如何看待当前报刊业的改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石峰同志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是对整个报刊业发展走势的判断，提出今年及以后一段时期，在自主创新方面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二是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在报刊业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经营的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运行机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媒体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三是要用新观念、新办法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注重管理变革，着力制度创新。新闻出版总署为适应发展形式的需要，将在管理上向四个方向努力：要在依法行政上下功夫，要在转变职能上下功夫，要在宏观调控上下功夫，要在理顺政府与报刊出版单位的关系上下功夫。

　　针对一些人在改革中出现的浮躁情绪，石峰同志指出：愿望要从实际出发，需要要和可能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要以条件为基础，目标要通过过程来实现。有一个思想必须明确，作为报刊业，导向是第一位的，离开正确的导向，促进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这也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特殊性。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们报刊业，乃至整个传媒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放开是不可能的。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代表，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伟在会上介绍了北青传媒的香港上市之路；作为新兴媒体的代表，盛大传媒的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李曙君介绍了盛大传媒拓展传媒新领域、打造国际化互动娱乐企业的最新规划；作为跨行业新创媒体、广电业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报纸的代表，《东方今报》总编辑梁廷耀介绍了《东方今报》的创业历程和未来的发展思路。

　　研讨会结束了。会期有限，研讨深入；相聚短暂，友谊长存。很多代表表示，通过这次会议，研讨了关键问题，明晰了发展方向，增强了改革意识，结识了业界朋友，并希望这样的研讨会最好能每年固定举办。

　　王国庆：报刊司关于推进报刊业改革的思路

　　高书生：文化体制改革进展和前瞻

　　张东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

　　张伯海：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喻国明：要重视传媒改革的安全问题

　　王国庆：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今年我们在推进报刊业改革上，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抓一些重点工作：

　　第一，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总结报业试点单位的试点经验。准备在四、五月份分别对八家试点单位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帮助总结试点经验。特别是对试点单位的体制创新、改制和采编经营相分离等方面进行重点研讨和总结。除此以外，在去年推进试点过程中，我们在中央单位也选择了几家试点单位，也准备对这些试点单位进行总结。

　　第二，继续推进跨地域、跨媒体的发展。这项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跨媒体，目前报刊业的跨媒体主要还是集中在平面媒体范围内进行推进。另一方面就是跨地域，去年以来，我们先后批准了《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世界报》四家跨地域合作的报社和报业集团，在总结监管经验的基础上，还要逐步寻求符合条件的试点单位进行推行。一方面要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要对跨地域出版合作进一步进行规范。

　　第三，根据我们当前报刊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召开专题研讨会。如目前改革发展中，突出的问题是片面追求市场发行效益或片面追求规模，而实际上同质化竞争的问题，或报业整体效益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的问题等。特别是在报刊市场规范秩序还存在问题，我们还将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召开研讨会给予报刊业在改革发展当中的具体引导。

　　第四，报刊司作为管理部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和报业改革的发展的需要。这块改革我们有四项重点：一是要变过去行业和系统管理为全社会管理，主要是调整现在的管理思路和方式。我们现在建立了中国记者网，通过该网的查询，来扩大、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要调整和修订一些政策法规。调整我们计划经济痕迹过重的政策法规，特别是要修订报纸出版的管理规定，使它更适应报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三是加强队伍的监管。通过对记者证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管，重点调整这方面的思路。四是加强宏观调控，要在国家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对报业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和调整，现在各省新闻出版局，都在着手制定这方面的规划，我们今后要根据这些规划调整我们的审批，通过年检，对一些经营不善，或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报刊进行淘汰。

　　第五，今后上半年，我们要集中加强新闻采编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配合关于新闻记者证的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我们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报刊社加强对记者证的使用和管理。特别要对目前社会上新闻队伍内部有人利用记者名义对企业进行敲诈的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同时对社会上假冒记者名义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坚决打击。最近，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全国记协将下发一个新闻采编从业人员的十条规定，会做具体的规定。今年上半年将把加强记者管理作为重点工作。

　　高书生：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6月正式启动，标志是6月底全国文化试点工作会议。2003年6月到目前， 经过将近两年的试点工作，如果说做出一个评价，简单地说是：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出现了许多改革发展的亮点。“开局良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9个综合性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已经从点上向面上拓展，从较少的单位向更多的单位拓展，从部分地方向更多的地方拓展，试点单位的数量在增加。第二，出台了相关政策之后，非试点地区现在对试点工作极为关注，积极、主动、自愿地要求加入到试点行列当中来。应该说试点工作在思想发动方面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试点工作的特点也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二是改革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抓住了产权改革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通过改制和转制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三是改革举措以人为本，消除了改革就是裁人的这样一种误解，为推进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项工作是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逐步扩大试点。第二项工作是加强对试点工作中发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调研并提出相应政策。这些问题，有些试点单位、地方已经在破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认真总结这些单位和地区在破解这些难点方面的做法和措施，然后形成一些政策，来推动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第三项工作就是修改和完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第四项工作是抓紧制定文化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政策。

　　为了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引导，现在我们牵头在制定5个文件：第一个是关于非国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规定，第二个是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规定，第三个是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第四个是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规定，第五个是鼓励和引导动漫和网络游戏发展的政策规定。前3个规定已经基本完成，后2个政策已经制定出来，但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后下发。

　　张东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就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谈几点个人意见：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事业单位的定位。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管理模式是我国特有的，在这一体制下，各文化事业单位既可享受事业单位和企业拥有的利益，又可以不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但由于缺少竞争，很难发展和壮大。文化事业单位应该是政府基本文化服务的载体，而人民群众在基本文化服务以外的需求主要由文化企业按市场化原则来提供。从性质上看，文化事业单位不应以收费为主，即便收取少量费用也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改革以后，文化事业单位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文化服务的非赢利组织。

　　第二，关于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单位内容和性质各不相同，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把现在的文化事业单位归类，分类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

　　第三，关于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有利于建立规范的表决、利益分配、人事任免等程序。根据文化事业单位的特点，可以探索由出资人代表、业内专家、消费者代表、事业单位职工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向社会公开选聘执行人，负责文化事业单位的日常管理，并建立由有关部门、消费者代表、职工代表组成的监事会，形成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人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保证文化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行。

　　第四，关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行业管理。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以后，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弱化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直接管理，加强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行业管理，保证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正确方向，促进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第五，关于构筑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企业只有置身于市场中，才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上获得发展，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构筑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关键是要在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把文化企业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第六，关于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文化企业国有资产既有一般国有资产的自然属性，又有不同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社会属性。理顺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推动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保证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

　　张伯海：走出去这个课题既遥远又紧迫，既高难度又有吸引力，不及早从战略、战术方面酝酿和谱写这篇文章，出版业会出现致命的缺憾。

　　●为什么要走出去

　　这是三千万海外华人的需要。只有对海外华人的需要把握好，才能很好地为海外华人服务。海外华人的中坚分子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年纪较轻、学历较高、直接在职场打拼的人群上，他们的优势体现在中国背景上，给他们提供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深度信息，将给他们以生存、创业不可缺少的支持。此外，还有因子女等原因移居海外的年纪较大的海外华人，以及华人女性读者和海外第三代华人，他们都非常希望得到来自祖国精神上、文化上和信息上的支持。我们出版业如果能重视海外华人在价值观念、消费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努力做到海外落户、本土化，那我们的出版业就能把走出去的工作做的很好。

　　走出去也是各国读者的需要。中国20年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正在为国际关注，很少有国家会忽视中国，很多国家都在思考与中国建立关系。中国出版业应针对不同国家读者的需要及时做出有深度的中国报道，为国外人士指引进入中国的通道，这会受到国外各层次读者的欢迎的。而中国出版业应把宣传内容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变为以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信息即“今信息”为主要内容。

　　走出去是出版业改革的应有之意。不善于传播自己文化的国家是民族文化势微、甚至文化个性泯灭的国家。中国出版市场开放后，中国出版人不仅要在国内竞争中取胜，还要敢于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一试身手。

　　●中国出版怎样走出去

　　1、海外华文出版业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现在要走出去需要拿出大手笔，做大文章。目前，海外华文出版实践还是试探性的，如《女友》杂志和《读者》杂志。现在北美华文市场反而是香港、台湾的华文媒体比较强大，主要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投资背景，经得住挫折和摔打。因此要调动国内大出版集团、国内主要的发行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家投资海外华文出版，打造品牌华文出版物、海外华文出版物的营销渠道等。

　　2、借水行船。中国出版业可以直接把出版物运往国外销售，也可以在海外办出版，既要面向海外华人，也要考虑到各国其他读者的需要，中国出版业可与海外出版业合作出版华文出版物和外文出版物。

　　3、要努力培养相关的精干人才。这样的人才一定要熟悉世界出版业的大格局，没有语言的障碍、出版业务的差距和市场运作的障碍，把弘扬中国出版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把弘扬中国出版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出版业既要有走出去的宏伟目标和热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量力、循序而行。开拓海外出版市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走一步都要做可行性调查，切勿盲动。

　　喻国明：在谈到传媒改革时，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传媒的影响力越大，它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但是，安全性是要通过改革才可以获得的。不改革只能获得表面、暂时的安宁，最终会以一种恶性方式爆发出来。

　　对于中国的传媒业而言，我认为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从经营层面上来说，如何解决媒介单位碎片化生存情况。传媒的整合力是导致传媒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最重要的一种能力。这是解决碎片化生存，媒介实现产业化必然的逻辑。因为个别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一个发展的透明天花板，在这样的天花板下，它的市场延伸受到了阻滞，整个竞争成本在加大。市场扩张、市场价值链条本身都无法得到延伸，所以它进入到一种发展的瓶颈期。这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到一定阶段，它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看起来好像还有发展余地，但实际上进入到了低速发展时期。就像我们赚钱一样，赚十万块钱可以用打苦工的方式、背麻包的方式、洗盘子的方式，十万块钱是可以赚到，但是要用这种方式赚一千万，想赚一个亿这是不可能的。赚了一千万，赚了一个亿，再想赚十个亿、一百个亿，用同样的模式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上台阶都意味着运营模式、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的判断是说，简单地按照过去的发展去画延长线，已经不能适应今天传媒业的发展，而今天传媒业的发展一定要去解决传媒业碎片化生存的问题。而事实上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探索。但是这种探索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我们把过去的探索，即解决碎片化生存的问题，称做权力扩张模式。也就是说用行政权力的手段来实现碎片化生存问题的解决，这种集团化组合的方式，它是不成功的，或者说主要的方面是不成功的。

　　第二，就是在资讯领域里、在内容领域里要解决的就是主流资讯里的开放。中国传媒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它发生的一切变化，我认为是微观改革胜于宏观改革，观念改革胜于体制改革，增量传媒改革胜于存量传媒改革。今天所看到的媒介的活跃、媒介的发展、媒介的丰富，都是微观改革、观念改革、增量传媒改革所带来的，也源自于宏观改革滞后、体制改革滞后、存量传媒改革滞后，而宏观体制和存量传媒所把持的正是主流媒介、主流资讯的传播。

　　从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上来说，新闻治国已经成为今天实现对社会调控最重要的一种职能。而如何通过政府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活动、讲话来引导舆论，控制舆论，决定了媒介的主流资讯如何开放、如何引导这两个车轮的运转。

　　一方面要开放，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你可以通过某些技术、体制、政治的规定手段，对传统媒介加以各种限定。这样做可以得到一时安宁，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是长效的安全机制。长效的安全机制是建立在资讯、信息相对分享的基础之上，只有面对这样的自由分享，然后我们再来考虑如何去引导、去设定规则、如何进行管理，这才是有长效机制的方式。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团现在不断面对社会资源整合，现在不同文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矛盾、磨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成为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提供一个公共话语平台，让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这样的交流消除隔阂、消除偏见，增强宽容和理解，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